从民间来看，日本有20%~30%的国民强烈反美，大部分日本人不喜欢美国。但同时，在70%~80%的日本人眼中，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者

　　日本青年加藤嘉一生于国家的繁华盛世。“我出生于昭和59年4月(1984年)，即将走过25年。” 那时的日本早已经走出了二战阴影，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，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，正享受着几千年来最繁荣、最平和的日子。

　　作为没有负担的一代，加藤嘉一选择到中国念书，在北京一呆就是6年。他用一个日本人的视角观察中国，还出了3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。

　　因为特殊的经历，他很乐意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谈论日美同盟，尽管很多日本人都觉得那是个敏感话题。

　　加藤嘉一说，他对美国认识，经历了三个时期：在日本，来中国，和即将到来的美国行。

　　懵懂的年代

　　加藤嘉一的家乡在伊豆， “伊豆人比较热情，有点像中国北方”。3岁开始与爷爷、爸爸一起种植蔬菜、大米等。对于年幼的加藤来说，80年代的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。

　　虽然远离政治中心，但他小时候还是常听爷爷、爸爸老一辈人谈论起反安保、反岸信介运动，他们都很为此自豪。在美国面前，日本一向处于被动地位。老一辈希望日本能够主动些。

　　反安保、反岸信介运动是指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达成日美安保条约，引起了大量日本国民不满而举行的抗议活动。“知道那些抗议活动后，今天我依然为他们骄傲。” 加藤嘉一说。

　　1989年上学后，加藤嘉一从教科书里面知道了日本两次“被开放”的过程：1853年被美国人佩里叩开大门和1945年的战后“被改造”。历史教科书分为日本史和世界史，都谈到了美国。看到1945年日本被核爆、被打败、投降了，年幼的加藤嘉一和他的同学心里很失落。“但大家都不说，带着一种模糊的心态进入中学。”

　　1989年，统治日本六十年的昭和天皇去世，昭和时代结束，平成时代开始。“平成”取自中国的《诗经》和《史记》，意为“平和而成”，表达了日本人对未来美好的向往。随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，柏林墙倒塌，苏联解体，天皇访华，阪神大地震，教科书问题，靖国神社问题，安保条约修改等。

　　和加藤的“模糊”心态一样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日美关系也处于“模糊”状态。被美国保护的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达到令美国感到“日本威胁”的水平。美国开始不断压制日本，日美经济摩擦不断，日本国内很多人对美国不满，不断传出对美国说“不”的声音。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体系大变革，让日本疑惑起自己到底还需不需要日美同盟。这时期日本游离在美国控制之外，日美同盟处于漂浮状态。

　　1990年代中期，加藤一家的富裕生活突然被打破。13岁时，加藤嘉一开始打工，补贴家用。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，6点钟结束，一直送到19岁。这一时期父亲的生意十分不顺利，最后终于破产，家里欠下了大量债务。

　　其实，不止加藤家，整个日本的经济当时都处于低迷。泡沫经济破灭后，日本发展停滞不前，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喧嚣也渐渐平息。尘埃落定后，日本发现自己依然需要美国。

　　1996年4月17日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签署了《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-面向21世纪的同盟》，决定将冷战期间两国同盟带入冷战后世界，并带入21世纪，日美进入新同盟关系时代。贸易方面，日美依然小有摩擦。

　　“高中时期我对政府的决定一无所知，但我看到的很多事情，让我发现日美关系并非如想象中一般好，矛盾很多，我挺反美的。同学中谈到佩里或者麦克阿瑟时，有人喜欢有人讨厌，像中国的太极图一样，最后融合到了一起。”加藤嘉一说。

　　2003年，漫天飞雪，青年加藤从伊豆前往东京，他进入了东京大学。东京只是中转站，他迅速跑进下一站——中国。

　　2003年他到中国时，正值“非典”高峰，日本大使馆发通知，让日本人最好回国，但他没有回去。

　　东亚认同感

　　加藤嘉一在中国的几年，也是日本、中国、美国关系充满着曲折和风波的时期，他经常跟北大同学讨论一些敏感问题。加藤说，来中国后，他开始以理性的态度，重新审视日美关系、日本国内对于美国的看法。

　　“一方面，外务省为首的日本政府主张日美安保是日本安全基石，日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，美国是盟国，”加藤嘉一说，“另一方面，民间却闭口不谈对美国的认识，普通人不讨论思考日美关系。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被核爆的国家，民间的反美情绪不弱于中国的反日情绪。但日本社会和教育都回避这个问题。”

　　日本社会对于美国的模糊认识，加藤嘉一认为不是政府压制的结果，而是日本国民性造成的。日本是一个岛国，对外界十分敏感，对别人的看法很在意。尽管经历了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改造，日本人在心态上还是拥有一种“半锁国”的状态，日本人相对冷静，认为暧昧是一种美德。

　　加藤嘉一本来以为在中国生活，只能见中国人，说中文，可是到了北京后碰到了很多美国人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美国的交往很密切，交流很频繁，日本国内则相对封闭，他感觉相比中国与美国的交流，日本民间和美国的交流相对落后。

　　“从情感上讲，到中国后，我的东亚认同感越来越强，希望东亚能够联合起来，超越美国。美国的优越在于制度设计，全球各地的人才都跑去为他们服务；而东亚拥有人才，年轻人充满冲劲。” 加藤嘉一说。

　　掌握主动的日本人

　　“我很有可能马上要去美国了工作一段时间，希望能像托克维尔一样，写出类似《论美国的民主》这样的作品。”加藤笑着说，“对美国的认知，也将走入第三步，亲自去观察。”眉宇间，流露着青年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

　　他目前在北京有个写作工作室，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前一天，他在工作室里呆到凌晨3点才回家。

　　“我必须是个精英。”加藤嘉一的想法与中国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。他说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日本，他将来要从政。

　　加藤嘉一说，目前从民间来看，日本有20%〜30%的国民强烈反美，大部分日本人应该不喜欢美国。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铁杆反美，强调东亚的重要性。他不喜欢美国的原因，大概是由于他师从田中角荣，而田中是被美国人搞下台的。但同时，在70%〜80%的日本人眼中，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同盟，日美同盟需要存在并不断更新下去，只有少数左翼和右翼人士认为美国不重要。

　　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、对中国意图的不了解，让日本国内很多人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压力。这也推动了日本继续向日美同盟靠拢。“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首要基石，而对《日美安保条约》来说，其更新和修改的最大动力之一，还是中国的崛起和不确定。”加藤嘉一说。

　　加藤认为，日本社会始终没有丢失自己固有的东西，吸收了西方制度，却没有放弃自己的国民文化。

　　二战后日本把安全委托给美国，依靠《安保条约》维护自身安全,自己集中精力建设经济。战后政治体制安排确保了“政体变，国体不变”，民主主义进入日本，“象征天皇制”得到保留。天皇的保留使得战后日本人信心没有崩溃，帮助他们走出艰难的岁月。“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，很多人前往机场送行，对他表示感谢。”加藤嘉一回忆说。

　　《日美安保条约》签订50年后，日美关系由日本的“被同盟”，走向了日本逐渐掌握主动的“日化”。美国保护日本安全，日本向美国提供支援。

　　加藤嘉一认为，至少目前日本人依然希望和美国一道，共同面对世界的挑战。半个世纪的时光，日本人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姿态，他们无法想象离开美国，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会怎样。他们将继续在熟悉的道路上平稳走下去。

　　越是了解中国，加藤越喜欢将日中美三国联合起来思考。

　　“没有日美同盟，中日间可能发生军备竞赛。日本一周时间就可以重新武装，这对于东亚和世界，都是损失。请务必告诉中国读者，日美同盟，有利于中国，有利于亚洲的稳定。这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。”加藤嘉一一再向记者强调。